葛四友:人工智能时代,文科的春天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5-10-22
【摘 要】人工智能(AI)时代蔓延的“文科无用论”有待系统反驳,AI带来的闲暇与富足恰恰为文科复兴提供历史契机。AI对所有学科均造成无差别冲击;文科的低复杂度岗位虽被取代,但AI同样冲击理工科职位。当AI大幅提高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间,人类生活重心将从“谋生”转向“消费与自我实现”,哲学、史学、文学等文科所培育的批判思维、审美体验与伦理判断力遂成为新社会结构的核心黏合剂。文科内在价值受到忽视缘于“吃苦—换资源—变人上人”的传统观念,并倡导以“兴趣驱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新观念取而代之:教育应由选拔制转为培养制,帮助个人挖掘潜能,提升从既定资源中获得幸福的能力。人类若不能借助文科重塑制度与观念,AI成果将被少数特权垄断,技术进步反致奴役;唯有文科的春天的兴起才能实现公平与共享,方能使AI时代真正成为人类精神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文科无用论”;工具价值;目的价值
作者简介:葛四友,探花系列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规范伦理学与现当代英美政治哲学。
文章来源:《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
引 言
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观念的力量常超乎人们的日常认知。正如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所作的概括:“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观念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观念之逐渐侵蚀力之大。”(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观念对社会走向的深远塑造作用:无论观念本身是否正确,只要深入人心,便能引发巨大的社会效应,而错误观念所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随着人工智能(AI)时代的曙光初现,一个新的错误观念——“文科无用论”正逐渐蔓延。一旦此观念被广泛接受,便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导向,使得文科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其学科范围日益狭窄,甚至面临消亡的危机。面对这一局面,学界不乏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文科的价值,努力证明文科在AI冲击下仍具有不可替代性。(1)然而,种种反思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AI对文科构成严峻挑战这一前提,使得文科始终处于防守态势,需要不断重申其自身价值。例如,探花系列 校领导公开宣布“武大不打算缩减文科”(2),这一声明虽为文科发展带来一丝曙光,但其背后反映的却是社会对文科的消极预期,即人们普遍认为多数学校可能会缩减文科规模,否则无须特意作出此类宣告。相比之下,没有哪位学校校长需要特别声明“不打算缩减理工科”,因为理工科的价值在社会观念中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般的重要。
笔者认为,“文科无用论”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错误观念。与此恰恰相反,AI时代应成为文科的春天,文科最大的价值,在这一时代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本文将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
从正面角度来看,需要对两类价值进行明确区分,即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过往对文科价值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的工具价值。尽管仅就生产领域而言,AI对文科的冲击与对理工科的冲击并无本质差异。但同时必须承认,在AI时代,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都面临着巨大调整。更为关键的是,随着AI时代的到来,生产领域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将逐渐降低,消费性领域或目的价值领域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人类将拥有更多的生活选择,整个生活方式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文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显身手的学科领域。从负面角度分析,我们之所以难以察觉文科在AI时代的巨大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教育观是适应资源极度稀缺的时代而产生的。AI时代,这些传统观念的不适用性将变得愈发突出,其扭曲性也更加显而易见,严重阻碍我们对文科价值的正确认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AI的发展必然会使文科发挥更大价值。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教育观,“文科无用论”继续盛行,那么文科将难以真正释放其应有的潜力,不只是“文科”将进入冬天,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将进入冬天。因此,破除“文科无用论”是让文科在AI时代实现价值的关键一步,也是防止人类走向灭亡的关键一步。
一、AI的全面冲击:学科变革与调整
近年来,AI技术的发展广泛地波及每一个角落,促使部分传统学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也催生了众多新兴交叉学科并使之蓬勃发展。
在文科领域,许多低复杂度、可标准化的岗位正面临着被AI取代的危机。例如,行政文员、电话销售、初级法务助理等岗位,工作内容相对机械、重复,AI能够更高效、准确地完成任务。不仅如此,部分需要专业知识但可标准化处理的岗位也受到冲击。例如,一些基础的新闻采编工作,AI可以通过算法快速生成新闻报道,其速度和效率远超人类记者。这使得文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增大,传统文科的就业前景愈发严峻,文科生需具备更高综合素质和更强竞争力才能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
然而,若将目光转向理工科,AI的冲击同样不容小觑。在知识获取方面,AI使理工科学生能轻松获取大量学习资料,可快速提供解题步骤和答案。以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为例,过去依赖于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现在借助AI技术处理海量实验数据、挖掘规律,加速科学发现,提高研发效率。一些低层次、重复性强的基础理工科岗位,如初级程序员、数据录入员等,逐渐被AI取代,导致相关理工科学生面临失业风险。据裁员追踪网站统计,2022年生成式AI兴起后,科技公司裁掉了约16.5万名员工,2023年裁掉了约26.4万名员工,2024年科技公司累计裁员超15万人,涉及互联网、电子通信、半导体、AI等多个领域。(1)
面对AI冲击,文科和理工科都需要调整,实际上也都已经开始调整。在培养目标上,注重数字人文素养教育,包括数字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用能力、数字环境中的批判性思维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在课程上,不少学校开始增设如“文科与人工智能基础”“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等跨学科课程,思考技术对人文社会的影响。
理工科同样在作出调整,将AI内容融入核心课程。例如,斯坦福大学通过其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所(HAI)整合资源,开设多门AI课程,如CS221(“人工智能原理与技术”)、CS223A(“机器人学简介”),形成系统化的AI课程体系,覆盖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机器人等理工科领域。(2)多伦多大学的工程学院开设AI项目课程,与企业合作开发智能医疗诊断系统。(3)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涉及深度学习、机器人学、人工智能伦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其AI研究实验室与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动化制造、智能交通等领域应用。(1)清华大学推出“AI+”课程体系,探索学科与AI深度交叉融合。(2)
AI的冲击不分学科界限,它首先取代的多是低端人力工作,未来会逐渐取代中端甚至中高端工作,无论这些工作涉及的是文科、理科还是工科。理工科的调整幅度不比文科小,甚至更大。跨学科合作解决复杂问题将是未来的必然趋势,而且伦理和社会影响类课程也将成为趋势,以确保学生兼具技术能力与责任感。
二、AI时代的变化:闲暇与共产主义展望
随着AI时代的到来,新一轮的社会结构性变革不可避免。在这个过程中,AI时代应该成为文科兴盛的历史契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将会越来越多地取代目前人类从事的工作,从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换言之,人类将会进入消费时代。然而,技术进步只是提供了实现闲暇增加的“可能性空间”,却并不“必然”会促成这一变化。闲暇的真正实现仍需制度与观念的深层转型。只有当社会结构与文化理念能够有效匹配技术潜能时,技术进步带来的闲暇扩展才可能惠及广大人群,而非仅仅集中于少数资本持有者与权力精英。要完成这一点,离不开文科的真正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展望对于我们特别有启发意义,在其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他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作出极具预见性的判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步将不断削弱对人类劳动的依赖,最终我们可以获得极度丰裕的物质资源,使得人们最终可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然而,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科恩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这一预设建立在对人性与科技的双重偏见之上。一方面,马克思对人性抱有某种悲观主义立场,认为只要人类需求尚未完全满足,冲突便不可避免,阶级斗争会随之而来。另一方面,他对科学技术的历史进步持高度乐观态度,假设科技终将满足一切人的需要,使得共产主义社会水到渠成。科恩对此提出质疑:如果人性真如马克思所设定的那般具有高度利己性与支配欲望,那么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也无法满足这类欲望。例如,极端利己者的“需要”可能并非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是支配他人、凌驾于人的愿望。在此情境下,科技的力量再强大也无能为力,实际上反而可能是被特权阶级所利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会沦为空谈。(4)
科恩就此提出了一种修正性构想:如果人性并非彻底败坏,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与道德感——既不完全利己,也不完全无私——那么只要我们有足够好的科技进步,一个更温和的社会主义制度便可能实现。当然,这种制度仍需技术有相当的进步,更为关键的是,它必须以一套支持平等与民主的公共观念为前提。科恩用军队的隐喻来解释这种互动关系:高效生产与良好人性如同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但要真正打胜仗,仍需“战斗精神”,也即支持平等与正义的内在动机。这种道德动机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教育、社会运动与制度博弈逐步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因此,虽然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哲学上难以成立,但如果人性与制度演化符合某种方向——理性增强、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社会仍可能朝向更公平、闲暇更多的制度转型。(1)
这一历史演进的轨迹已在多个国家的劳动制度改革中逐渐得到体现,尽管其充满了曲折的争取过程。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使得工人每日劳动时间高达14~16小时,童工与女工被广泛剥削。(2)随后,法国、美国等国家在工人运动推动下陆续出台缩短工时的法规,如1919年法国议会通过的8小时工作制,(3)以及1936年《墨兰协议》中首次确立的带薪休假制度。二战之后,劳动制度改革逐渐系统化,欧美国家普遍采纳“每周40小时、每日8小时”工作制。法国于1982年推行每周39小时工作制,2000年进一步缩短至35小时。(4)2022年,英国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的四天工作周试点,涉及70家公司、3300名员工,结果显示92%的公司选择继续实施,员工满意度提高71%,生产率提升35%。(5)这些趋势显示:尽管制度改革充满斗争,但在生产力足够高、民主制度发育较完善的社会中,劳动时间的持续缩短成为基本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见。
这一变迁的核心问题在于:人类应该如何分配科技的成果?它是属于少数创新者,还是广大人民?在此,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加以阐明。从目前经济理论发展的表面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已经走向没落,效用价值理论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是以割裂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为代价的。生产领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然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它不只是决定生产领域,实际上同时也在决定相应的分配领域。如果不把劳动价值论当作一种生产理论就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的独特意义实际上在于分配领域。按照这种新的诠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真实蕴含是,非人的劳动贡献不能决定分配,只有人的贡献才能作为分配的基础,体现的是人与物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地位。而按照这种理解,效用价值论的分配规则,就是认为人的贡献与物的贡献在分配时可以完全等量齐观,因此人与物在分配时享受到的地位是一样的。
然而,无论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两者在分配时都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康德的人性公式在此可以提供一个调和两种价值论的原则:我们的行动,总是要把我们当作目的自身来看待,而不仅仅是当作工具。(1)就劳动价值论而言,当它完全不允许人的贡献与物的贡献相比较时,可以认为它是完全不允许把人当作手段,只能当作目的。对效用价值论来说,当它认为人的贡献与物的贡献在决定分配时可以完全等量齐观,这意味着它允许只把人当作手段,而不用同时当作目的。按照这种分析,无论是效用价值论还是劳动价值论,在看待人与物的贡献在分配中的作用时,都有所偏颇。我们既要考虑分配的公平性(把人当作目的),也要考虑分配的效率(把人当作手段),这为当代科技伦理与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方向。
从这种意义上讲,由帕里斯等人倡导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2),显然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得到辩护的理论资源。科技所创造的生产力(实际上这是无数前辈、无数知识的累积,很难讲它真正应该属于谁)可以比作地球的共同财富,就好像地球资源在逐步自然增长一样。它足够让全球人都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哪怕是根本不工作。当然,具体应该如何做才能实现这一点,这显然离不开文科发挥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仅就目前来看,尽管AI可能在理论理性与工具理性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一时半会儿还无法解决目的理性的问题。
以上只是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思路,让我们重新思考AI时代引发的变革。AI时代的真正挑战,不仅在于如何提高生产力,更在于如何处理生产力释放后的社会结构安排。如果不能改变观念,不通过观念重塑改革制度设计,继续实施所谓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允许极少数人在这种制度下获得巨量的财富,AI的成果就无法惠及大众,科技进步只会加剧不平等,延续权力集中与劳动异化的旧模式,等待人类的可能是无法想象的悲剧。因而,在这个时代,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其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更要引导社会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这是文科在AI时代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决定人类命运与走向的关键因素。
三、共产主义与文科的目的价值
文科除了在社会制度的建构上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外,还对个人本身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在AI时代更显其重要性。
在现代伦理学体系中,价值一般可分为三类:其一,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即某事物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其本身即值得追求,例如幸福、快乐、自由等;其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指某事物本身未必具有直接价值,但其可作为实现其他内在价值的手段,例如金钱;其三,混合价值,即兼具内在与工具价值,既本身值得追求,也有助于实现其他目的,例如健康。借助该价值分类,可以更系统地分析文科对于人们“有用”所蕴含的多重意涵。第一,内在价值层面。对于一部分学习者而言,文科之魅力在于其本身即能提供审美的愉悦、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充实。一个对哲学、文学、历史充满兴趣的人,能够从学习过程中直接获得意义感和满足感,亦即内在价值。第二,工具价值层面。文科教育能间接促进个人目标的实现,例如培养批判性思维、语言表达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等,这些能力可应用于诸多职业领域,从而实现谋生与社会参与的功能。因此,文科教育也具有显著的工具价值。第三,混合价值层面。最理想的情境是,文科教育在带来个人内在满足的同时,也提升了个体的职业竞争力,使其能在社会中实现更广泛的价值,这种双重价值的实现构成了文科教育的深层合理性。
然而,从很大程度上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科的发展及其作用,一直并未得到真正的体现。那么AI时代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使得文科能够真正展现其价值呢?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给了正反两方面的启示。正方面的启示是,劳动并不必须为社会或他人创造效用,而是人类按照兴趣去做事情,是人类真正自由的体现。换言之,劳动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描绘过一个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其中个体的社会分工不再僵化,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这里人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理想状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强调,在劳动中,个体不仅彰显其具体的能力,更体现其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本质。这意味着,真正的人类劳动是一种自主选择的活动,是个人能动性的体现,而非被动的体力付出或功利性的谋生手段。然而,在当下的制度下,劳动常常被异化,人的劳动成果与劳动者自身相分离,劳动不再体现人的自由本性,而成为生存的被迫手段。这种异化不仅剥夺了人的自主性,也使得劳动不再能作为人的本质活动。(3)当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时,他相信人们将不再仅以物质需要驱动自身行为,而是在劳动中实现自我。这种劳动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4)尽管AI时代与共产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两者有一个方面是近似的,这就是人类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多的劳动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对社会有用。换言之,劳动并不必须要创造他人可用的价值。
马克思的设想还有一个反方面的启示,这就是其对共产主义中的生活描述过于抽象。他强调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物质财富极度充裕,因此人们不必辛苦地“为稻粱谋”。不过,现在社会里也有不用做事的“无用”之人、“躺平”之人,但很难认可,他们的生活因此就是人的全面且自由的发展。可能有人会反驳说,马克思强调了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变成了人生活中的第一需要”。然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留下了很大的空白。不为“稻粱谋”最多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条件,但如果只是“躺平”,显然不是人自由且全面发展的状态。因此,马克思强调个人的生活可以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时,他着重的只是人的生活可以不受到工具价值的约束,在那个时代,这样强调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那个时候,使得我们不自由的,主要是要为了生存资料而劳动。
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主要是消除异化的劳动。好的劳动究竟是如何的,马克思只提供了非常抽象的设想,他并没有展开讨论。这些应该填补的空白,才是整个文科存在的真正价值所在。文科的诸多实践(如哲学反思、文学创作、历史书写)正可被视为这种非异化的劳动典范,其本质是一种展现自我、实现自我、参与公共生活的形式。在这一背景下,文科的实践形式——诸如哲学沉思、文学批评、历史研究等——因其往往不直接服务于功利性目的,反而保留了某种相对自由、相对自觉的特征,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抵抗异化、重建自我价值的重要路径。文科的学习和从事,正是这种劳动形态的现实预演。在文科实践中,个体基于兴趣而进行的知识探索、意义追问与价值判断,正体现了自由、自觉、非异化的人的本质活动。
因此,尽管文科发展的技能可以“实用”,也可以“赚钱”,但其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实用”与“赚钱”。文科的意义具有多维结构:在个体层面,它能够提供精神满足和人格陶冶;在社会层面,它能够促进公共理性、民主讨论和文化传承;在历史视野与哲学意义层面,它还承载着人类对“自由自觉之人”的终极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文科教育不仅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更是走向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一种实践路径。即便现实条件尚未具备全面实现这种理想的可能,但通过持续的教育实践与制度创新,文科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仍将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AI时代的来临,正如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展望那样,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把人从生存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也就为文科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迎来文科真正的春天。现实却是,社会舆论中充斥着“文科无用论”的声音,文科反而面临日益严峻的贬值危机。许多人文学者不得不频繁发声为文科辩护,强调其社会意义与长远价值。几乎所有的辩护都隐含着一个前提:“文科是否有用”这一问题本身是合理的,仿佛“文科无用”是一种需要驳斥的常识。这一思维模式的文化心理根源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一节将给予一种尝试性的回答。
四、传统观念的扭曲作用
在笔者看来,上述现象的根源可追溯至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资源极度匮乏困境。在此历史背景下,多数社会构建了与“生存”紧密相连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于中国社会而言,这种以生存竞争为底色的观念体系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不仅深度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与代际传承,还借助语言习惯、俚语、格言等形式,内化为一种近乎无意识的世界观,牢固地扎根于普通民众的思想架构之中。
宋代皇帝赵恒的《劝学诗》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此诗不仅鲜明地折射出一种功利性教育观,即读书的目的并非探寻知识本身的乐趣,而且反映出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导向——生活中值得重视的是财富、地位与美色。毕竟,该劝学诗若要奏效,人们就必须认同其中的价值观,即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物是“权力”“财富”“美色”。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尽管并非人人能熟背全诗,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词句却深入人心,足见其影响力之大,而这种价值观也正是我们功利教育的根本指向。
这一指向也与极具中国特色的教育观高度契合,体现在广大中国学子耳熟能详的习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中。这句习语传达了学习与痛苦如影随形的观念。回溯传统的科举制度,学习主要依赖反复背诵与机械理解四书五经,对于多数儿童与青年而言,这一过程缺乏内在吸引力,学习因此被塑造成一项“苦行”。对这句习语稍作剖析:前半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强调学习需勤快、努力,后半句才是传统教育观的核心,“学海无涯”暗示学习过程无穷无尽,“苦作舟”则加剧了学习者的绝望情绪,仿佛学习是一个无休止的痛苦历程。为了驱使学习者投身于这残酷的“苦行”,社会精心构建了一套“苦尽甘来”的叙事逻辑——虽然吃苦难以忍受,但它终将换来“黄金屋”与“颜如玉”。
前面提及的价值观与教育观,被我们简洁却根深蒂固的人生观所包含,这种观念又在另一则广为人知的谚语中得以体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上述劝学诗之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其精准地契合了人们最基本的功利预期,契合了我们的人生观,即通过实现财富、地位与美色这些重要的人生价值,最终成为“人上人”。传统观念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紧密闭环:尽管学习充满无尽的痛苦,但它能赋予你最为重要的价值,使你最终成为“人上人”。同样,为了使人们能够承受学习的无尽痛苦,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锤炼吃苦的韧性,因为唯有具备吃苦的能力,“吃得苦中苦”,才有机会成为“人上人”。然而,当这类格言深植于人心时,人们有时便淡忘了吃苦本身是负面的、是恶事,甚至在本可避免吃苦之时,也觉得吃苦微不足道,进而在教育过程中滋生出“没苦硬吃”的理念。
上述观念体系还引致了一个危险后果:工具价值的过度膨胀往往会掩盖某些行为或事物本身潜在的负面价值。例如,吃苦作为一种手段,并不蕴含内在价值,但在“从苦得乐”的叙事包装下,它被塑造为值得赞美的美德。这便造成了一种文化错觉——只要某事具有工具价值,它便天然是“好”的。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秉持“孩子在学习阶段本就该吃苦”的观念,屡见不鲜的论调是:“与我们那一代相比,如今的一代吃不得苦,因而朝六晚十的学习强度才令他们难以承受。”显然,这里忽略了上一代的环境,吃苦是没办法,而非吃苦本身是件好事。
这一逻辑可归纳为两种容易混淆的认知路径。其一,工具价值掩盖负面本质。即某一行为本身具有负面性质,却因其所带来的结果积极,人们便误将其当作善本身;其二,初定价值被误认为内在价值。某些社会习俗最初仅是应急或生存需求下的权宜之计,但经过长期的重复与传承,却被误认成具有人类本性的普遍正当性。正是在这种深层结构尚未被打破的背景下,AI时代的来临并未促使文科迎来应有的复兴,反而使“文科无用论”在旧有功利观念的推波助澜下显得更为合理。在传统认知中,知识的价值被狭隘地限定在“谋生”“致富”“升迁”的框架之内,而文科由于不易直接转化为显性的经济回报,便被轻易地边缘化。
更严重的是,倘若持续坚守“吃苦—换资源—变人上人”的旧有逻辑,即便AI显著提升了物质生产效率,人们仍将被困在人为制造的“相对稀缺”等级社会之中。人们的努力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是为了超越他人、获取特权、掠夺比他人更多的资源,进而深陷内卷与焦虑的泥沼而无法自拔。“最终所有的人,所有的对象,都在资本无穷无尽的欲望和获利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循环。”(1)
正如“吃苦”的错误观念所揭示的那样,当社会默认一种非本质性的行为具有道德优越性时,个体便可能陷入自愿的苦役状态,甚至可能为了验证其正当性而不惜为他人制造苦难。
综上所述,倘若不能自觉地摒弃旧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教育观,不能清晰地将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区分开来,那么即便AI时代本应成为人类精神解放的契机,若其成果未能被全人类共享,反而被特权阶级所掌控与垄断,那么普通大众或将面临沦为奴隶的危险。从工具价值的角度审视,在AI日趋强大的未来,普通百姓的作用或将不断弱化。由此,我们最终迎来的或许并非文科的春天,而是更为严酷的文科的冬天,更确切地说,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凛冬。
五、基于兴趣的AI时代新观念
传统观念反映的是一种深植于资源稀缺意识中的生存观念,它致使人类行为呈现出零和乃至负和的博弈特征,进而加剧社会竞争与焦虑情绪。在此观念影响下,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因其难以直接服务于经济生产,常被视为“无用之学”。在AI时代,若要使文科充分发挥其作用,推动AI成果真正实现全人类共享,惠及广大民众,应当构建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教育观呢?以下是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在反思传统观念时,畅销历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儿》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该书在结尾提出了一种打破中国传统社会循环局面的视角,将徐霞客现象视为开启新世界的关键。“初四日,兀坐听雪溜竟日”(1),徐霞客的行旅并非出于功利目的,而是源于对自然、地理与知识的纯粹兴趣。将徐霞客作为全书的收尾人物,象征着一种价值取向的转变:人生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功名利禄、千秋霸业、万古流芳,而是转向对自身兴趣的投入与追求——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这一转变在当下人工智能可能替代大量劳动与智力工作的背景下,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生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以兴趣为核心的价值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兴趣能够带来快乐,这是最直接的理由。从定义上讲,兴趣本身就蕴含着愉悦与满足,尽管某些极端情况下的兴趣(如沉迷游戏)可能产生副作用,但大多数情况下,兴趣行为具有强烈的正向体验价值。其二,兴趣可以激发效率与创造力。兴趣驱动的行为通常基于内在动机,能够提升个体的专注度与持续性,这不仅有助于个体在所从事的活动中表现出色,还能推动社会整体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其三,兴趣有助于促进生活能力与内在价值的实现。真正的兴趣往往指向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而非单纯的感官刺激或破坏性行为。在正常社会环境中,培养兴趣意味着挖掘个体潜能、拓宽视野、增强个体在多样生活情境中获得幸福的能力。
当我们接受奠基于兴趣与潜能的价值观时,相应的人生观也会发生改变。新的人生观不再追求成为“人上人”,而是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转变将颠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互动模式。传统的以“权、钱、色”为目标的价值体系必然导致零和或负和博弈,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意味着他人的失败,而“人上人”的成就建立在“人下人”的基础上。这种结构不仅引发激烈竞争,还抑制了合作潜能,造成资源浪费与社会撕裂。然而,在新的“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生观下,人们将注重培养兴趣,提升个体“享受生活的能力”,人生的目标转变为“挖掘自我潜能,过有意义的生活”。显然,在这种新的人生观下,竞争关系将逐渐被合作关系所取代。
随着人生观的转变,教育目标也随之改变,从传统的“优胜劣汰”的选拔制转向“自我实现”的培养制。在AI时代,教育的培养重心将从知识的记忆型教育转向思维能力的训练性教育,其目的是更好地培养人们的兴趣,挖掘人们的潜能。
新观念与老观念一样,能够形成相互支持的稳定闭环。当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在资源的约束(或者说约束逐渐松弛)时,将不再仅仅满足于活着,而是追求活得更好。当我们不再以成为“人上人”为目标,而是专注于“挖掘自我潜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时,对外在资源的依赖程度会降低。当然,AI时代,需要发展的潜能会发生变化。物质稀缺阶段,侧重于挖掘生产潜能,而AI时代,显然更需要发展“消费”潜能。换句话说,我们之前的重点在于如何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源,而在AI时代,我们的重心将转向如何从既定的外在资源中获得更多的幸福。由此,教育的要求也将变为培养个人的兴趣并促进其发展。因为当人们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往往能够获得充足的动力和快乐。因此,教育观的主旋律相应地变为“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
在此发展过程中,诸多观念也会随之改变,以逐步过渡到AI时代的新观念。以下讨论三个需要转变的观念。
第一,我们的成就观将逐渐从向外转向向内。AI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成就观”遭遇巨大转变,其发展到极致可表现为共产主义的标志性口号“各尽所能,各得所需”,在这里,个人的贡献与所得无须有直接相关性。尽管AI时代可能无法完全达到“各得所需”,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不需要工作或工作时间会大幅缩短,“为他人生产资源”的必要性与意义都将发生显著改变。“成就”不再仅仅体现为为他人提供多少生活资料,而是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将生活过得更有意义、更幸福。换言之,对于许多人而言,成就主要在于内在成就:是否充分开发了自身的兴趣与潜能,是否在生活中感受到幸福与满足。一个人即使不在生产线上“有用”,只要其生活充实、自在且有尊严,其人生便具有价值。依据“后果主义”伦理学,(1)这一观点更加明确,因为其理想社会是使世界尽可能好,而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过得尽可能好。因此,个人若能将自己的生活过好,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将会推动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我们的重心要从“活下来”转到“活得好”。这显然需要我们有相应的能力。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许多人忙于讨生活,活下来成为其首要目标。这带来了人们逐渐默认活下来自然就会活得好,或者认为活得好就是占有更多生活资源的结果。实际上,获取生活资源是一回事,活得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在当前状态下,获取生活资源不易,但拥有资源后想活得好同样具有挑战性。由于获取资源是前提且难度较大,我们的精力多集中于获取资源,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心态,似乎有了资源就能活得好。然而,如何才能活得好,文科在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正是文科的核心价值所在。
以画画为例,当AI比人类画得更好时,它可能可以取代画家以画画赚钱的机会,但AI无法取代画画作为一种兴趣存在。当画画是兴趣时,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绘画水平,才能使自己活得更好。同样地,写小说、从事哲学沉思也是如此。在AI时代以兴趣为核心的新观念下,人文学科的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的“工具”,而是作为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思考人生、探索意义的“向导”。其价值体现在构建人的内在世界与判断力,从而使人类真正走出“动物性本能”式的存活模式,让人们活得更好、更有趣。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康德对两种快乐的区分。(1)一种快乐是可以直接当作目的或成为我们行动原因的,例如我们吃某种食物是为了获得舒适的感觉;另一种快乐则是副产品,比如因实现目标或取得成就而产生的舒适感。这一分类的意义在于,后一种快乐建立在除快乐之外的其他成就与价值基础之上,而这些成就与价值的取得需要各种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正是文科训练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AI时代,人们从各种资源中获得“享受”离不开文科的发展。
第三,我们的教育观应从减法思维转向加法思维,从选拔制转变为培养制。现代高考制度作为一种选拔制,其目的是通过设定标准,从众多考生中选出一部分人。目前的高考制度设计使容错率极低,为了不出错,学生不得不反复做题,尽量减少错误直至不出错,这实际上是在逐渐将人变成机器。不仅如此,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学生只为了满足标准答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质疑考试标准,其创造性和想象力在这种模式下受到抑制。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教育模式所要求的全面性,不仅许多学生难以达到,而且对于培养人们从资源中获得享受的能力来说也并非必要。尽管人们具有共性,但每个人的特性各异,每个人的天赋或潜能也存在差异。从极端角度看,只要个人在某个方面具有一定潜能,便可以从资源中获得享受,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因此,教育不应因某个人在某方面潜能不如他人而贬低其价值。实际上,只要我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作出相应改变,加法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只需在某方面或某些方面发展出相应的兴趣,能够从资源中获得那些方面的享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已足够。教育的目标不再是选拔出谁,而是培养与发展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具备从资源中获得享受的某些能力,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结 语
本文从多个维度论证了在AI时代,文科不仅不应被“无用论”所边缘化,反而应迎来其真正的春天。AI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闲暇可能性。这一潜能的实现仰赖观念的转型与制度的革新,而文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AI时代给所有学科都带来了无差别的冲击,文科与理工科均需调整以适应新的技术现实。文科的独特价值在于其目的价值,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审美体验与伦理判断力。这些能力不仅关乎个人精神的充实,更在塑造公平、民主的社会观念中发挥关键作用。正如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所启示我们的,AI时代可能会将人类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文科正是这一自由劳动的实践场域。
其次,文科的价值在AI时代之所以未被充分认知,根源在于传统观念的扭曲。长期资源稀缺的环境孕育了以“吃苦—换资源—变人上人”为逻辑的旧观念(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这种观念将知识与劳动的价值狭隘地限定于工具性功能,忽视了文科的内在价值与社会意义。在AI时代,旧观念的局限性愈发凸显,其不仅阻碍了文科的发展,还可能导致技术进步的成果被少数人垄断,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破除“文科无用论”,重塑以兴趣为核心的新观念,成为实现AI时代人的潜能的关键。新观念倡导“成为更好的自己”,强调教育从选拔制转向培养制,注重挖掘个体潜能与幸福能力。
最后,文科在AI时代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为个体提供精神满足与自我实现,更在于其对社会整体的深远影响。文科通过哲学反思、文学创作与历史书写,引导人类在技术驱动的未来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防止技术滥用或异化。它不仅是个人追求自由自觉的路径,也是推动技术向善的精神支柱。如果我们不能摒弃旧观念,不能充分发挥文科的作用,AI时代可能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新的奴役与不平等。反之,若能以文科为依托,重塑社会观念与制度设计,AI时代将成为人类精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契机。
因此,AI时代不应是文科的冬天,而是文科复兴的春天。文科的复兴不仅是学科自身的救赎,更是人类在技术浪潮中找回自我、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通过文科教育与实践,我们不仅能让个体活得更好,也能让社会更具正义与活力,进而为全人类共享AI成果、迈向更理想的未来奠定基础。
【注释】
(1)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Cham 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 , 2018, p.340.
(1)参见苏德超:《“文科无用”论、人工智能与新文科的出路》,《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王俊:《在数智时代重思人文学科》,《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2)杨佳峰、陈晓彤:《武大校长张平文:不存在AI过度使用问题,武大不准备缩减文科》,《长江日报》2025年5月16日。
(1)“Layoffs.fyi-Tech Layoff Tracker and DOGE Layoff Tracker,”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2)“CS 224N: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with Deep Learning,”https://web.stanford.edu/class/cs224n/,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3)“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ealthcare,”https://mscac.utoronto.ca/concentrations/aih/,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1)“Master Data Science,”//ethz.ch/en/studies/master/degree-programmes/engineering-sciences/datascience.html,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2)参见《秋季学期起,清华大学推出人工智能辅修学位和课程证书项目》,2025年4月13日,//www.tsinghua.edu.cn/info/1182/118099.htm,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
(4)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chap. 5.
(1)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chap. 5.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5-360页。
(3)//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001,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4)//www.travail-emploi.gouv.fr/archives/histoire-du-ministere,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5)//www.4dayweek.com/research,访问时间:2025年7月11日。
(1)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2)Philippe Van Parijs,“Why Surfers Should be Fed:The Liberal Case for an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Philosophy&Public Affairs,Vol. 20, No. 2(1991), pp. 101-131.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35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55-170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35-436页。
(1)蓝江:《“有灵性的怪物”与对象化的劳动——如何在智能时代重读马克思论工业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4期。
(1)徐弘祖:《徐霞客游记》,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页。
(1)参见茱莉亚·德莱夫:《后果主义》,余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1)参见科斯嘉和笔者所作的概括:《康德对义务的分析——〈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一部分的论证》,《思想与文化》2013年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