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所作哲学准备工作中，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内核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回答和解决了长期困扰党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从而奠定了党的哲学基础。从这个哲学基础出发，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确立党的群众路线，系统阐发新民主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伟大作用的思想之源和理论之本。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历史经验时，党的这一段哲学历史须予以重视和反思。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维武，哲学博士，探花系列 教授、博士生导师，探花系列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9期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开展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成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伟大作用的思想之源和理论之本。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的七大所通过的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总纲开篇就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自己哲学基础的工人阶级革命党，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这一提法在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是没有的，表明正是经过抗日战争期间的战火洗礼与思想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整理解、使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思想历程，包括党的哲学基础的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提出、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发等关键性逻辑环节。这一重大哲学成就，既凝聚着党的领导集体和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共同努力，又包含着哲学家个人的学识、智慧和独创性贡献，而毛泽东是这一群体中最有创见、最富成果、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对党的哲学思想贡献也最大。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哲学历史，是党史和哲学史的书写都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内容，尤其值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历史经验时加以重视和反思。

一、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与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奠定

从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开始，中国共产党即根据当时中国的和国际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把工作重心移向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在这一历史转折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来回答和解决一个长期困扰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中国革命运动。但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自觉的认识；而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更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思想探索，直到长征结束后才终于走出这一思想困境。1942年，任弼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谈了这一问题，指出：“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的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要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互相结合，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2]他所说的“真正自觉的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就是指党直到长征结束以来的这些年，才真正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和解决。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遭遇思想困境，具体地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专门性的解答，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自己的思想探索来予以回答和解决；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限制了他们对这个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回答和解决。这种哲学局限在于，自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尽管有瞿秋白率先传播辩证唯物主义，试图重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实质性影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打下很好哲学基础的毛泽东，最初也是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在党的创建时期提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3]4的论断，就典型地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解。毛泽东以后作为党在农村革命第一线的指挥员，又创造性地把唯物史观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力主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来达到“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112的目的。但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理解，只是限于调查研究的具体经验性层面，没有上升到一般哲学理论的高度，因而还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本质而深刻的回答和解决。毛泽东也因此受到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指责，被视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者”。

在统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后，毛泽东利用当时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着力探索从一般哲学理论上来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他敏锐地关注到正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中开展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发现这一运动所引入、倡导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能够作为一般哲学理论，来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来说，除了唯物史观，还应当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更应当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在当时读哲学书的批注中，他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5]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必须要有哲学的准备工作，做好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使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不再犯以往十年间反复出现而给党和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教条主义错误。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都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之于党的重要意义，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问题上形成共识，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就谈到党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找原因，就在于“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3]508并由此提出“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3]510的构想。他还把唯物辩证法运动中出现的优秀哲学著作，向党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推荐，使大家都来从哲学上思考这一问题。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来看望张闻天，便带了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称赞这本青年人写的哲学书写得很好，可以一看。张闻天看后，“感觉到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写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写了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使人从马列主义思维方法看问题，分析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正是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上逐步达成共识。

毛泽东还通过授课方式向更多的党的干部介绍辩证唯物主义。1937年4月至8月，他亲自前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向学员们系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他一边备课，一边讲授，为此撰写出哲学专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落脚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这个提纲的重点和归结。《实践论》和《矛盾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为出发点，前者从认识论上阐明了认识世界的基础问题，即认识活动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后者从辩证法上阐明了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即认识活动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两篇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构成毛泽东“实践论”哲学体系阐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核。这就从一般哲学理论的层面，说明了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自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到检验、得到发展，而不是来自本本、来自教条、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与具体实际之间存在着一般和特殊的辩证联结，要把这些认识的内容运用于具体实际，需要有一个由一般转化为特殊的具体化过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本质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

《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发的这一世界观、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毛泽东为了使其易于为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掌握，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借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著名成语，作出概括性和通俗性表达。根据他的解释，“实事求是”被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内涵，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认识，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即“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7]801古典新用后的“实事求是”一词，由于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中国化的形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经典性表述。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一起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概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解。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8]68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7]8741943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进一步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南，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来制订自己的政纲”。^[9]437在中共中央有关干部学习的文件中，也开始使用这个概念。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提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所布置的党的干部的高级课程，就有“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10]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提出，每个在职干部还应该在工作以外开展学习，包括文化的学习、时事与策略的学习、理论的学习，其中理论的学习就“包含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11]715同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提出，党地委以上和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11]761而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载入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统一起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应有之义。后来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2]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些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特别是他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本质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形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的奠定，使得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不再重犯教条主义错误，构成了党为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所做准备工作的重要环节。正是在这个哲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确立党的群众路线，系统阐发新民主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13]他所说的“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正说明了这些哲学名篇是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所做的必须而重要的哲学准备。

二、全民族抗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提出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展，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诸多标榜民族化的思想和思潮；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在与其他思想和思潮的竞争中鲜明地树立起自己的思想旗帜。

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是以当时理论自身的需要和时代斗争的需要为根据的。从理论自身看，当中国共产党在形成自己的哲学基础，本质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后，就需要从中凝练出一个论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标帜。从时代斗争看，当时正在迅猛开展的全民族抗战，与此前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相比，更具有鲜明的民族战争性质。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斗争需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民族精神。正是基于这双重需要，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用以标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与其他思想和思潮相区别的思想旗帜。

中国共产党树立起这面思想旗帜，是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中国化”概念已经开始出现在国内学术界的文章中。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重大论题提出，使之成为党的思想旗帜，是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阐明的。在这个报告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4]651在这里，他通过否定“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肯定“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得到发展，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

从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开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提出，固然直接原因是为了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但它的更深刻的根据实在于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所阐明的认识辩证法：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实际之间存在着一般和特殊的辩证联结，要把这些认识的内容运用于具体实际，需要有一个由一般转化为特殊的具体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当然也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所指向的，还是着眼于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而不是针对抗战时局作一种策略性应对。换言之，只有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出发，才能真正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哲学依据，才能对这个论题获得本质性的理解和把握。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来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是难解其意、不得要领的。

其实，如果细读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相关论述，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提出这一论题的思想指向。他在主张“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前，专门讲了一段话，特别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14]650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品格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独立成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原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8]534对于这一修改的原由，研究者们有过各种推测，至今没有形成定论；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经过作者的这一修改，更标明了原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来，从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到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其间的内在逻辑和所要说明的问题就充分地昭显出来。1961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内涵作了明确解释，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15]从这个解释中，可以说多少看得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用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一经提出，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共识。在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报告之后，张闻天接着在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在谈到党的宣传工作要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时，就明确指出：“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14]701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自提出之日起，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统一党心军心民心的思想旗帜，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思想界与其他思想和思潮相竞争的思想旗帜，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的思想旗帜。

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哲学意蕴作了学理上的阐发。1941年，艾思奇发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高度评价这一论题的提出对于抗日战争以来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发展的意义，指出：“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在抗战后的第一个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一切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16]551这就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指出了这一论题的提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又进一步促进了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开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面思想旗帜在中国思想界树立起来后，迎来的不只是拥护的声音，也激起了反对的浊浪。一些长期坚持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如叶青、张君劢等人，就以为这是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难得机会，不顾全民族抗战的大局，跳出来写文章表达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叶青在1939年发表《论学术中国化》一文，指责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化”但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化”，进而打着对“中国化”概念作辨析的幌子，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加以否定。他认为：“中国化是说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底学术思想到中国来要变其形态而成为中国底学术思想。……中国化是一般的或外国的学术思想变为特殊的中国的学术思想的意思。它必须变其形式，有如一个新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样才叫做化，才叫做中国化。”^[17]按照他对“中国化”概念的这一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不再讲马克思主义，而要讲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新东西”来，要讲出一个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的“中国底学术思想”来。两年后，他干脆丢掉这个幌子，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是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了。因此它也就不需要共产党。这是逻辑的结论。”^[18]张君劢则在1938年年底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在蒋先生领导之下，而别有一党焉，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19]144-145破坏了全民族抗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放弃军队、边区和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抗战。他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19]144他所说的“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也就是实现国民党所鼓吹的“一个主义”。

针对这些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挑战，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捍卫中国共产党树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旗帜。艾思奇在1940年2月发表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就是这一批判的代表性成果。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出发，抓住一般和特殊的辩证联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为中心，阐明了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特殊性？二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三是如何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第一个问题上，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作用，而同时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16]477但这种对中国特殊性的重视和了解，并不是去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在第二个问题上，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正在于它具有一般的正确性，既是科学的理论，又是科学的方法，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正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万能的’。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16]482在第三个问题上，艾思奇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放弃，而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奠定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因此，“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16]481在这个问题上，叶青也说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但他所说的中国化的意思就是“要变更其形式，变更其形式的意思就是要把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丢掉”。^[16]478这样一来，艾思奇就一步步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内涵和意义，作了准确而深刻的阐明，廓清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这个论题的曲解和攻击，捍卫了中国共产党树立的这面思想旗帜。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伟大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历史性贡献，归根到底在于树立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面思想旗帜，由此昭显了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使党始终坚定不移地挺立在艰难时代的汹涌激流中。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按照叶青、张君劢等人的论调，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这面思想旗帜，丢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遮蔽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涣散了党心军心民心，哪里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伟大作用呢？

三、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确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民群众占有主体性的地位，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以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些都是重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体现。全民族抗战的发生和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进一步把人民群众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凸显出来。中国共产党清醒地看到，只有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才能坚持持久抗战、赢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阐发。他在1938年5月所著《论持久战》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了总体性通观，不仅分析了战争的性质、作用、规律、趋势和诸矛盾关系，指明了全民族抗战的必经阶段和必胜趋势，而且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8]469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发挥全中国人民抗日的自觉能动性。他由此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8]509的论断，得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8]511的结论，强调“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8]480-481

然而，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上，把这些重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思想内容都纳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使之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阐发的认识论思想建立起内在的逻辑联系，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应有之义，进而转化为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传进来的苏联人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在唯物辩证法运动中由中国哲学家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乃至在毛泽东自己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都没有论述这个问题。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已经看到了人的认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集体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和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都是认识活动的集体主体，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4]296但对于人民群众作为集体主体是如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来发挥这种集体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并没有作出专门的探讨和具体的阐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一个哲学难题，毛泽东曾向延安的同志们发出过“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的感叹。

为了解决这个哲学难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他依据《实践论》所阐明的认识世界的基础问题，认为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自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到检验、得到发展，而人民群众正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来源。中国共产党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就需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状况，吸取他们的经验，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由此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发现中国革命的真实动力，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因此，毛泽东曾力主把调查研究作为解决这个哲学难题的切入口，强调调查研究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检验，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就如何在调查研究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作了细致的阐明，十分生动形象地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7]789-790他进而将这种“眼睛向下”来“懂得中国”的认识活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得出了一个关于认识论的重要结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7]790在这个结论中，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已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重视。但从总体上看，他谈的这些对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中主体作用的重视，主要还是在调查研究的经验层面上讲的，没有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理论。

直到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对这个哲学难题予以了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共中央的决定总是针对现实中的某一重大问题提出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带领党员与群众对这个问题作出应对或解决，唯有这个决定，谈的全是哲学问题，讲的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党的领导方法。这个决定一开头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7]897这里所强调的两个“必须采用”的党的领导方法，实际上都是对《实践论》所阐明的认识世界基础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从不同的方面将《实践论》所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转化为党的领导方法。

关于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已经在《矛盾论》中作出了详尽阐发。继《实践论》说明了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自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到检验、得到发展之后，《矛盾论》又说明了人的正确认识（包括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实际之间存在着一般和特殊的辩证联结，要把这些认识的内容运用于具体实际，需要有一个由一般转化为特殊的具体化过程。根据这一认识世界的方法，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着重阐明了党的领导在各项工作中要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7]899关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则是毛泽东长期思考而未能解决的，是他在这个决定中所要着重阐明而加以解决的内容。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列起来，同样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应有之义来讲。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899这样一来，就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意义上，阐明了人民群众作为集体主体是如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来发挥这种集体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而这种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重视，不是从纯粹的认识论意义上讲的，而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于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追求，这些都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所包含的内容。换言之，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重视，不仅在于人民群众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还在于他们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革命政权的主人。因此，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在各项工作中还要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7]899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强调的这两个方法，既然都是《实践论》所阐明的认识世界基础问题的进一步展开，那么就使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形成了多方面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开展：首先指出了人的认识过程是认识发生于实践，认识又服务于实践；继而指出了人的认识过程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再而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三个认识过程，包括了人的一般认识活动的认识过程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活动的认识过程，不论在论叙方法上，还是在内在逻辑上，都是相一致、相配合、相统一的，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对于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重视都涵括进来，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不可简单化地理解为单纯的认识理论，而要看到其中包含了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内容。

这样一来，关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中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通过这一认识过程而圆融为一体，并由此转化为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概括性和通俗性表述，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经典性表达，党的群众路线由此而确立并延续至今。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作出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对由此而确立的党的群众路线，予以了高度评价和深入阐发。任弼时在这个决定作出的当月，就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向全党介绍决定的重大意义，指出：“毛泽东同志曾不断地指示我们，共产党员要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正确地去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才能把工作做好。最近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完整体现，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在领导方法上的经验结晶。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必须反复钻研去把它弄通，去纠正我们领导作风中尚存在的一些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9]359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改题名为《论党》）中，在论述党章的总纲时，对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着重阐发。他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21]348他还谈到据此对党章所作的重要修改，指出：“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21]342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作为一个谈哲学问题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党的哲学思想不仅形成了，而且发展了，党的领导集体已经懂得并学会从党的哲学基础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在这一方法中，在由此而确立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中，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来发挥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作用，而且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唯物史观思想和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哲学追求。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所讲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一种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并由此赋予了党的群众路线以深刻的哲学意蕴。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伟大作用。

四、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发

“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面对世界历史运动所遭遇的一个时代性大问题。对于这个时代之问，国民党和共产党有着不同的回答。全民族抗战虽以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其基础，但这种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党的性质、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这就使得“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成为抗战期间两党争论的大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主张“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8]457向中国人民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8]479国民党也讲抗战胜利后有一个“建国”问题，但他们却在抗战期间不断地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还是要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维系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由于当时国共两党都有继续联合抗日的现实需要，因此当时两党围绕“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论争，主要是以政治哲学形式展开的思想性论争。

本不擅长哲学理论的蒋介石，在1939年9月发表了政治哲学性质的长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作为三民主义哲学基础的民生哲学讲起，认为孙中山的民生哲学以民生史观作为出发点，超越了中外哲学历史中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这两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学派，而以民生哲学为哲学基础的三民主义，胜过了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博大精深，完美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19]326因此中国人民必须在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领导下来进行“建国”，“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19]333他试图用这一套三民主义政治哲学，来为国民党主张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作出学理化的论证。由此而来，就在中国思想界造成了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8]662

针对国民党的这一套三民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认为必须讲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作出自己的阐释。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先后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相继问世的。在这两部论著中，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出发，着重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家理论，由此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哲学。

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需要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为指导。他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8]662-663他进而指出，这种正确的哲学思想，就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相反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在“五四”之后已经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由此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所向无敌，不是其他思想和思潮所能压抑得住、阻止得住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据这一宇宙观，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

毛泽东首先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8]633据此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进行了总体性分析，着重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和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运动，从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转变诸问题，进而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进行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区分为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革命胜利之后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有着基本相同的政纲，这是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基础；但这两个主义在民主革命的部分纲领上、在有无社会主义阶段上、在宇宙观上存在着不同，忽视这种差别，看不见这种矛盾，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进而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他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多年以来的奋斗目标，在于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8]663这个未来的新中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8]675他由此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勾画了新中国的蓝图，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他进而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8]709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结合，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哲学，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作出了系统而深刻的回答，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打破了国民党制造的反共声浪，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走向指明了方向。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质和现实意义日益凸显。在党的七大上，这一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应对抗战胜利后时局变化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就是依据这一理论所撰写的，具体地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各方面构想；七大所决定的党的路线，就将“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7]1101作为其基本内容。正是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进而通过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成功，建立起新中国。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消散80年后，再来反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间的意义经过时间的过滤和历史的积淀，可以说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从总体上看，这一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值得重视者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自身看，这一思想历程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成就，不仅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内核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回答和解决了长期困扰党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从而奠定了党的哲学基础，而且从这个哲学基础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确立党的群众路线，系统阐发新民主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重大成就，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不只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其中的许多哲学创造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之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就为习近平所肯定、所重视，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2]对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习近平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思想旗帜，在党的二十大向全党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3]的奋斗目标。

另一个方面，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全民族抗战所起作用看，这一思想历程所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成就，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伟大作用提供了思想之源和理论之本。这一点，毛泽东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向全党阐明了。他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生动而深刻地说：“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们的胜利。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在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14]650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全民族抗战中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就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而这当然就需要有党自己的哲学思想来提供思想之源和理论之本。因此他在这一段话之后，接下来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这些论断，早已为抗日战争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高瞻远瞩之见。

再一个方面，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20世纪中国哲学所产生的影响看，这一思想历程所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成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中的一大奇观，就在于这个充满了血与火的时代，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当然是中国哲学家和关注哲学发展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贞元之际，希望通过哲学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探寻中国的出路的结果。当时的一批著名专业哲学家，在艰难困苦的流亡生活中建构起新的中国哲学体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和“知识论”都完成于这一时期。青年哲学家张岱年困居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北平，也把自己的家国情怀融入“天人五论”哲学体系的写作中。国民党的一些党政军要员，原本与哲学界没有什么关系，这时却出来讲一套自己的哲学，蒋介石讲“力行哲学”，陈立夫讲“唯生论”，阎锡山也讲他的“‘中’的哲学”。根据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的分析，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这两个缺乏政治实力的小党也在讲自己的哲学。面对中国哲学界出现的百家争鸣，面对由此而来的各种思想和思潮间的竞争，中国共产党当然需要在哲学上亮出自己的思想旗帜，显示出自己原创性的哲学成果，使自己在这争鸣和竞争中占据优势、成为主潮、取得文化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面旗帜和这些成果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终成中国哲学界主潮的底蕴和根据。与那些专业哲学家相比，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由于直接指向抗战中的中国现实，因而不是那种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显得没有那么浓厚的哲学味，但却能对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作出透彻而深刻的阐明，并以之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这种鲜明的实践性格和改变世界的作用，是那些专业哲学家的思辨体系建构所不具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自有其特色和优点。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哲学界还没有一种思想和思潮，能像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那样，真正回答和解决了那些来自中国现实的重大问题，真正对抗日战争胜利起了直接的思想指导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形成和发展，不只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成果，值得在党史上书写，而且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重要内容，值得在哲学史上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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