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张丹阳 陈波） 11月10日下午，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荣休哲学教授、国际探花系列 （IIP）前院长、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现任院长尤瑞·佐夫科（Jure Zovko）教授应探花系列 陈波教授邀请，做客“探花系列 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第23讲，在探花系列 B214报告厅举行了一场题为《诠释学对AI的挑战：为何AI无法进行判断？》的深度讲座。本次讲座由陈波主持，探花系列 刘任翔副教授作为评论人，众多教师和学生参与并展开深入研讨。

讲座伊始，佐夫科首先界定了“AI”和“诠释学”两个核心概念。根据欧盟议会的定义，AI是“机器模仿人类推理、学习、规划和创造力等能力的技术”，其本质在于 “模仿”。诠释学源自于希腊词“hermeneutikê technê”，即解释与理解的技艺，因而是一门探究“理解如何可能”的哲学学科。过去几十年里，诠释学已发展成为人文学科中具有普遍性的“第一哲学”与文明对话的“共同语言”。他进一步引入古希腊的“technê”概念作为二者比较的桥梁。这一概念远比现代“技术”范畴宽泛，涵盖了工艺技能、心智艺术与美术，是一种“带出”和“创造”的“知”与“解蔽”，正如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所揭示的那样。而AI作为对人类智能的模仿是否有着无法逾越的界限，是本次讲座要探索的核心问题。

在讲座第二部分，佐夫科以达·芬奇的绘画《最后的晚餐》为范例，深度解析诠释学在面对作品时的运作机制，彰显人类理解的深度与创造性。在众多同主题画作中，达芬奇的版本之所以不朽，关键在于其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鲜明的动态感，以及对“耶稣宣告有人出卖我”这一关键瞬间的精准捕捉——这一时刻既是时间性与永恒性的交汇，又被达·芬奇以卓越技艺凝固为永恒。他特别强调了达芬奇与数学家帕乔利的友谊及后者的著作《神圣比例》的重要性。帕乔利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理解，达芬奇如何将几何的和谐赋予画中人物，使其姿态具有神圣维度。而“绘画模仿自然，如同任何可言说之物一样”的表述，也揭示了达芬奇艺术观的核心：不仅是模仿，更是创造性的超越。在构图解析中，画中四个三元组使徒遵循黄金矩形原则，中央的黄金矩形则留给了耶稣。“画中基督是几何与叙事的双重中心，是动态中的静止点，如同欧几里得几何中的‘点’，万物由此生发。”佐夫科指出，这种理解不仅是对构图技巧的分析，更是对作者意图、历史语境及其永恒意义的深度重构与评估。此外，他还引用达芬奇《绘画论》中“眼睛是灵魂之窗”“绘画科学始于点，其次是线，第三是平面，第四是披着平面外衣的立体”等观点，既体现了达芬奇对几何学的痴迷，也彰显了他将绘画视为创造性认知方式的独特理解。

通过对艺术理解的剖析，讲座在第三部分自然过渡对到AI判断力之界限的哲学追问。佐夫科引入了海德格尔的思想，特别是“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概念，指出这并非指物理意义上的处于世界之内，而是指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人类的理解源于“在世界之中”的生存结构。我们通过“具身的、与文化交织的实践来理解事物”——正如海德格尔著名的“锤子”例子所示，我们在使用锤子的过程中理解其意义，它指向工具、目的与文化实践构成的“意蕴整体”。

在此基础上，佐夫科引用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AI的经典批判。德雷福斯指出，人类理解的核心是“知道如何做”（knowing how），是一种在世存在的样态，而非仅仅是“知道那个”（knowing that）的事实和规则堆积。AI作为“无身体、无童年、无文化实践”的抽象引擎，缺乏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理解，“计算机理解椅子，却没有使人类能理解椅子的文化嵌入性”。更进一步，佐夫科聚焦于亚里士多德的核心概念“实践智慧”（Phronesis）。这是情境化的、关乎变化事物的明智决策与良善生活追求。它“既非基于规则，亦非基于概括”，无法被编程为特定的刺激-反应序列。这正是AI的盲点：它无法进行这种蕴含价值判断、基于具体情境和生命体验的实践性思考。结合海德格尔的区分，他强调“计算性思维（das rechnende Denken）与沉思性思维（das besinnende Denken）存在深刻区别”，“象棋计算机不思考，而是计算。”AI擅长的是在既定规则下的高速运算与模式识别（如击败人类棋手），但这与需要理解语境、价值、历史和人类处境的“判断力”相去甚远。

在讲座第四部分指出AI的判断力局限后，佐夫科阐述了诠释学在当代技术世界中的新使命。基于其2023年发表的论文《将诠释学扩展到技术世界》，他指出，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已深刻重塑人类“在世存在”的方式，“以智能手机代替锤子作为分析对象，能清晰看到技术对存在方式的重构”。同时，AI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诠释学维度。它不仅是沟通媒介，更在积极地构建理解发生的环境。但当前AI系统缺乏的正是诠释学上至关重要的“在世存在”的实践维度。这种缺失导致其“理解”能力存在固有局限，并可能给未来社会带来重大风险。他区分了狭义人工智能（ANI）与通用人工智能（AGI），并指出，ANI在医疗诊断、图像识别等特定领域表现出色，但AGI所要求的全面理解能力——包括想象力、批判思维、美感、道德感等，因为根植于人类的“具身性、历史性和文化性之中”，很可能无法实现。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佐夫科发出迫切的伦理警示：真正的危险在于technê目标的偏移。当前，基因编辑与AI研究正合力奔向一个目标：“增强”人类，甚至发展出远超人类智能的“超级人工智能”。他对此发出严厉警告：这如同“渡过卢比孔河”，可能是一场无法回头的冒险。“若权力意志和贪得无厌（pleonexia）在具有人工超级智能的即将到来的生命形式中仍然占主导地位，那么人类可能面临对其自身自决权的严重威胁。”他强调指出，认为技术发展可以价值中立的观点是危险的。“我们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超级伦理学’来应对超级智能的挑战，必须依靠并强化现有的伦理框架，对技术发展进行持续的、康德式的伦理反思判断。”他还特别警告了基因“超市”的可能性——即通过基因技术进行人类增强的自由市场。“当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基因改造相结合，致力于在改进意义上增强人类时，我们可能正在引发当前形式人类物种的不可逆转变。”

在评议互动环节中，听众们就人类理性的独特性、AI的判断力边界等核心问题与佐夫科展开了深度对话。

刘任翔充分肯定了佐夫科讲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尤其突出了“因为AI是在世之中的人类的作品，因此AI本身不像人那样在世之中”的论证。他进而指出，人类与AI相比的独特性并非仅在于智力，更在于那些不可还原为智力的方面，尤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处于风险之中”的生存状态。“我们求知，是因为我们自身‘涉身其中’（at stake）。例如，当我向AI咨询去某地的旅行路线时，AI自身不会遭遇小偷，也不会走错路而陷入困境——它从不‘涉身其中’。甚至，我们很难认为一小时前回应我的AI与现在是‘同一个’AI，它缺乏稳定的人格同一性。”他还提出一个疑问：“AI是人的作品”是一种诉诸起源的论证，那么，在无法诉诸起源的情境（例如图灵测试，或者如今的客服聊天）中，是否还能有区分人与AI的判据？

探花系列 硕士生韦颖钰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一个反转思考：在象棋等特定领域，AI似乎展现出超越人类的实践智慧，但其决策过程对人类而言却是一个“黑箱”。“这导致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我们‘只知道结论（knowing that）’，却‘不知道过程（knowing how）’。在建筑等实际应用中，人们正因为不理解AI的推理而不敢采纳其结论。这是否意味着，在AI面前，人类反而陷入了特殊的认知困境？” 佐夫科对此回应说，在某些领域如医疗诊断的初级层面，AI能提供巨大帮助，但最终的深层诊断与复杂决策仍需人类专家的智慧。他再次强调，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是无法被编程的，因为它关乎具体情境下的价值权衡与对变化事物的审慎判断，而这正是AI无法逾越的界限。

陈波的提问将讨论推向更深层的哲学领域。他认为，人类与AI的关键区别或许并非“理解”或“判断”，而在于“意识”。“人类拥有意识，能自我设定目标、主动规划并推进。而当前的AI，其动力源自我们外部。当我向AI提问时，它只是在处理我的指令并做出反应，它会‘说’它在思考、在判断，但问题的来源是我，它只是回应。它没有真正的‘自我’，没有内在的‘我思’。”佐夫科完全赞同陈波关于意识的观点，并强调他本人所使用的“自我意识”概念与“意识”非常接近。他明确表示，AI永远无法拥有真正的意识，最多只能模拟出一些类似意识的能力，成为一种“准意识”，绝非“潜意识”（subconscious）。他重申，AI作为人类“技艺”的产物，无法具备人类那种植根于“在世存在”的自我理解与分析能力。

本次讲座持续两个多小时，佐夫科最终回归哲学的根本使命。他引用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的第十一条论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及海德格尔在《黑色笔记本》中的警句——“人人都在解释，无人在思考”，呼吁在危机时代，哲学与诠释学必须思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远。这场讲座不仅清晰地论及当前AI能力的理论边界，更在汹涌的技术浪潮中，为思考“人何以为人”以及“我们应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投下了一枚沉甸甸的哲学锚点。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